江南体育-大连一方抢夺胜利,迎来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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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期

  

东北,在中国版图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来是金戈铁马、兵家必争之地。如今的东北,虽然被戏称“投资不过山海关”,但历史上的东北却堪称龙兴之地。清王朝的开国者,正是从这里入关统一全国的。有意思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是从东北开始,拉开了全国解放的大幕,短短几年,即问鼎中原。世人几乎还没反应过来,一个新中国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如此迅速地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国民党政权赶出大陆,人们不禁要问:中共为什么行,国民党为什么如此外强中干?

中共:战略制胜,纵横捭阖

中共对东北的战略之远见、战术运思之细密远胜于国民党。东北的重要性始终在中共领袖的考虑之中。还在抗战中期,毛泽东即提出:“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七大明确提出了“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的方针,战后经略东北的设想十分明确。

中共出兵东北的举措可谓迅雷不及掩耳。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等部向东北进军,揭开了中共经略东北的序幕。8月30日,中共部队占领了山海关,扼住了进入东北的门户,迫使国民党其后从陆路入关不得不付出加倍的代价。9月10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电告国民党“中共军队已进入东北”。而此时,远在西南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还在陆续北上途中,蒋介石更关心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接收,对东北接收主要寄希望于苏联的协助。

中共对国际国内大势的判断精准,经略东北的行动堪称高度机动灵活。

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目前方针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8月26日,进军东北的谨慎态度迅即发生变化,毛泽东表示:“为了有利于国共谈判,广东、江南、江北等地区可以让步。陇海路以北讫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刘少奇也对毛泽东谈了他的设想: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有这样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9月中旬,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为了控制东北,南方要舍得丢掉一些地方。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组成东北局,其后,又先后派林彪、罗荣桓、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去东北。这样,共有4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20位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占中央委员会成员总数的近1/3),由此可见中共对东北的重视。10月3日,彭真在沈阳面见苏军高级代表,该代表转告了斯大林的话:中共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中共在东北的气魄很大。据此信息,中共决心抽调30万主力,用一切方法控制东北。

与中共的迅捷动作相比,国民党的动作确实太过缓慢。到1945年12月,中共在东北的部队总数接近30万,然而国民党军事主管陈诚给蒋介石的报告称,估计中共出关部队人数不过4万余人。

有意思的是,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为了照顾苏联的立场,中共指示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不要请求苏联红军提供帮助”。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后,苏联相应改变对中共发展的策略,要求中共撤出中长、北宁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对此,彭真、林彪想不通,不答应。中共中央感觉到“最难说服同志,可能造成党内纠纷”。但是,中共中央在与苏方沟通后,指示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退而采取传统的根据地战略,争取在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基础。可见,中共的策略高度灵活,与苏联的互动十分默契。

根据形势的变化,1945年12月24日,代理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致电彭真:“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28日,毛泽东指示东北局,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这两次指示后来被形象地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展现出一种能屈能伸的胸怀。

这种高度灵活的策略、对苏方的理解,为后来进一步获得苏联支持营造了良好的氛围。1946年3月11日,苏军从沈阳撤退前告中共东北局:“现在一切可以放手,凡我军撤退处,都可打。谁进沈阳,都与我们外交无关。”苏方还一再询问中共: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允许国民党派五个军来东北?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中共都可放手大打。

苏联:帝国情结,精于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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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出兵东北,对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确实有功,但也有其自身的国家利益。苏军进入东北后,对日占时期留下的物质资源巧取豪夺,在东北表现出种种劣行,都是不争的事实。据伍修权回忆:苏军以胜利者自居,酗酒滋事,甚至骚扰群众,后来他们回国时,又从工厂的机器设备到日伪人员的高级家具等等,一一拆运带回苏联。据熊式辉、张嘉璈给蒋介石的报告:现钞均被提走,银行全部停业,工厂机器大宗均被拆迁,交通通讯工具多数拆运,都市成一空城。工业企业生产能力下降为原来水平的1/3。据《纽约时报》报道,斯大林曾经命令:“不要留下任何能够移出满洲的的东西”,并从苏联国内派来大批技术专家,指导拆迁和运输工作。

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苏联口头上从来都表示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却又不提供任何实质性支持。国民党东北行营在实质接收方面几乎一无所成,在苏联不支持的情况下,连接收官员前往东北各地的交通工具都无法解决。

1945年10月6日,苏联答复国民政府:“大连作为商港,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蒋介石对此恼怒异常。不能在大连登陆,国民政府决定改由营口登陆,请求得到苏联支持,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在数次推诿避而不见后,11月5日终于会见熊式辉,正式通知“营口已为十八集团军占领,饿方不能负国军登陆营口之安全责任”,至于空运行政问题,苏方表示,苏军已“由南向北撤退,至于撤退后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

正如张嘉璈所言,“迎拒之间十分微妙”,国民党的硬要求,总是撞在苏军推拒的软墙上。苏方还总是对国民党故作姿态,在中共部队占领四平、长春,进入哈尔滨的情况下,苏军当局建议四平至长春铁路可另中长路当局予以修复,中方可以空运部队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当国民党代表请求苏军各主要城市酌留少数部队以配合国民党军接防时,苏方则表示将“忠实履行诺言”,按期撤退,表示其履约的“坚定性”,令国民党有苦难言。

国民党:暮气沉沉,怎是对手?

抗战结束,当时的国共双方都有些应对失措,尤其是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似乎并无通盘打算,尽管其日记往往事无巨细地写下他的反思与雪耻,但落实到操作层面,不少设想非常迂阔。进入东北之前,蒋介石天真地以为有了中苏条约,就可以名正言顺将东北收入囊中。

东北是最早沦陷的国土,但在收复东北的人选安排上,蒋介石却选定政学系的熊式辉执掌接收重任,虽然也安排了不少东北籍人士(如:莫德惠、马占山、齐世英、张作相、那木济勒色楞),但实则多为闲差,无异于摆设。原来的人选是张群,可是由于熊氏的运作,蒋介石满足了其要求,1945年9月1日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10月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熊式辉之所以能如愿以偿,或许与1931年起即主政江西长达十年之久,“剿匪”劳苦功高有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在主政江西期间,熊氏悉心培养太子蒋经国,蒋公无疑是心里有数的。但熊式辉对东北局势毫无了解,也未促成蒋介石妥善安排东北籍人士,一开始就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熊氏满意而来,失意而归,在东北谈判过程中处处被动,比仅负责东北经济接收的技术官员张嘉璈更缺乏全局眼光与应对策略,政治资本没捞到,反而在党内惹得众怒一片。东北籍高层人士齐世英之女齐邦媛在回忆录中,也对东北接收当时未能善用东北籍人士多有意见。连蒋经国也认为熊式辉“怕负责任,怕有责任,对大问题又决无决断”。熊式辉自己事后反思,更颇有悔意,“小局面不能做大,大局面也不知道如何保持其大”。

从当时人的日记可见,张嘉璈与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很可能是东北接收的极佳人选。尤其是傅秉常长期与苏联打交道,在应对苏联与重振东北方面有着更多的优势。傅氏于1945年12月31日日记写道:“苏联在欧对巴尔干,在远东对东三省绝不放弃,吾人万不可以为利用美国便可打破其在东三省之企图。我方苟欲利用美以制苏,则远水绝不能救近火,徒招其疑忌,所失更大。”美方人士与傅氏意见不谋而合,并通过其渠道电告蒋介石,但蒋介石似乎毫无反应。连东北接收负责人这样重大的事项都可以讨价还价,其中还夹着不少私货,国民党在东北的种种不顺,已露端倪。

1945年10月12日,在日本投降近两个月之后,熊式辉等国民党大员才踏上了东北土地。此时,中共在东北的最高指挥机构——东北区已经工作了近一个月。同时,国民党在东北尚无一兵一卒,而中共在东北已有了好几万部队。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东北旅渝同乡会、东北义民还乡救济委员会等多个团体提交请愿书,指陈熊式辉的失职:对接收东北事前毫无准备,即电台与中苏条约原文亦未携带,一时传为笑柄,足见其窃位素餐,不去接收民心,而是为他个人接收东北物资。

蒋介石本来以为“民心可用”,在对苏谈判中由原来的退两步变成寸步不让,试图利用民众的反苏情绪,但外交经验丰富且实力占优的苏联完全不吃这一套,在拖延撤军进程的同时,鼓励中共全力北上占据更多有利地域。

国民党对具体的东北接收方案根本谈不上系统的谋划,更多地是寄希望于苏联的支持配合,一旦面对苏联的阻挠,只好临阵磨枪,一次次失落。在东北的中苏交涉,你方唱罢我登场,务实派往往被清议派批得体无完肤,像张嘉璈这种行家因为远离权力中枢,即使有见解也无法主导事件的运行逻辑。看起来热闹,实际上增加了决策难度,只好一味以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决定为指导,更制约了前线负责人的积极性,悄然失掉了不少战机。

值得强调的是,国民党虽然未获得苏联的积极支持,但并不能说天时地利人和全在中共一边,只能说国民党手上有好牌,却越打越烂。比如,国民党军从陆路入关,从攻占山海关到占领锦州,仅用了不过10天的时间,可谓长驱直入,说明国共两军当时实力的差距,中共部队尚不具备与对手全面抗衡的实力。1946年5月24日,国军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后,蒋介石飞抵东北,询问前线将领:共产党的战术比在江西的时候有无进步?在听到否定的回答后,蒋介石信心爆满,轻视中共的心理油然而生,决定以一年为期解决东北的战事。

但是,国民党并未乘胜前进,杜聿明增派部队入关的请求没有得到其他战区支持,军令部长徐永昌、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均认为应先解决关内问题。

再说民意基础,据李兆麟的报告:“一般群众,工商资本家,都对国民党中央抱很好的幻想,认为国民政府是正统,故在任何场所听到中央军中央政府来了就好了,工人生活困难也说中央来了就有办法了。形成当时一般人的反共反八路军的空气。”但是,国民党大员到东北接收之后,情况又开始变化,因为接收官员“卖官贪污,大吃大喝不干正事,(民众)由失望到部分起而反对”。

美国:隔岸观火,援蒋不尽力

国共东北相争,国民政府一方面想当然地以为有了中苏条约,东北将轻易收入囊中,另一方面寄厚望于美国,多次公开表态希望美国支持。结果,国民党依赖的美国支持基本落空,这直接导致在军力对比上国民党处于不利地位。有人说美国小瞧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导致它在援助国民党时"手软"了。那么,这究竟是美国不希望扩大在华利益,还是出现了战略误判?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并不令人费解。

当时标署为"秘密"档的《国务院关于支配中共军队规模主要因素的报告》表明:美国情报机构在国、共两方的军事实力方面,掌握了相当翔实的一手资料,作为"局外人",对这场战争的了解超过了多数"局内人",全盘局势尽收其眼底。美国关心的不止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中国问题可能引发的一系列世界的问题。

美国政府的论点是:在人口密集的中国,"不是可以募集到的人力资源,而是可以得到的军火和供应是共产党军队扩充的支配性因素。"在满洲缴获的日本弹药存货消耗殆尽之后,获得弹药补给将日益变成一个难题,在共产党区域,尤其是华北的粮食供应短缺也成为制约因素。

正是基于美国对自身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考虑,使其一度做出了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当他们在意识到国民党政府打不赢这场战斗时,又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更具体地说,促使美国做出这个决定的,除了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信心之外,关键性的因素只有一个:苏联会不会冒着极大风险支持中国共产党打赢这场内战?只有当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的时候,美国才会改变"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一旦美国对国民政府提供足够的武器支持以改变中国内战形势,它必须要冒苏联这个风险。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苏联方面"避免在东北直接行动","拆毁满洲的机器,除了供给苏联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满洲对苏联的军事威胁程度大大降低”。美国认为:苏联是否期待或者希望接下来几年出现一个完全共产主义化的中国值得怀疑。。"苏联可能理所当然地以为,一旦中共取得中央权力,将会表露出与国民党政权同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原因在于:中共统一全国之后,苏联无力扶植和指挥一个全中国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政权大连一方抢夺胜利,迎来胜利;苏联实际上倾向于混乱的继续以及中国地区(割据)主义的发展",而"共产主义中国"一旦成立,它将不会成为苏联共产主义世界的傀儡。

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关系在经历短暂的蜜月期后,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美国的战略判断是正确的,也证明了苏联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苏联在二战后支持中共入关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实现其战略目的,比如《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大连港国际化,苏联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唯一符合苏联预期的是外蒙成了中国永久的痛。

结语

二战胜利后中共挥师挺进东北,进而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也许是中国历史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具预见性的最伟大的战略决策之一,但其产生的重大影响也许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实事求是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如此迅速地屹立于世界东方,却与中共挥师入关的战略决策有重大关系。1/3的中央委员被派去了东北,可见中共的战略意识之清晰。东北,不仅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而且工业基础在全国首屈一指,1949年以后东北成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也是有历史延续性的。反观此前中共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地盘,比如陕甘宁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固然群众基础十分牢固,但经济基础都不能与东北相提并论,对中共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所需要的强大的经济基础是不够的,而且,占领东北,使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大为改观,东北野战军的武器装备水平远胜其他战区,即是证明。

大连一方抢夺胜利,迎来胜利

简而言之,控制了东北,使中共开始真正有了强大的后方,进可攻退可守,极大地改变了力量对比,改变了历史进程。反过来说,国民党失去了东北,也就从此开始了节节败退的进程。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人们不会忘记东北的特殊地位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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